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身体承载着一个时代的重量,还能如何放肆的谈论爱情

颓城2018-03-28 12:15:39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死,有多重要?

微不足道。

例如哲学家死亡,

或者思想斗士死亡,

并不能给这个世界带来变化,

因为在他们生的时候,

就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


....

针对每一个无所事事的周末,我都努力把它过程一种优雅的特殊感。尽管每次都是在不可抗拒的雷同中任由时间流走:处在发展中的每一刻,永远也回不到原本他们诞生之初的样子。

你不得不确定,这一秒与上一秒之间的感受是不同的

就像出去旅行的时候,这一次,我们选择不需要任何行李,而一旦出门遇到了生存学上的不便时,内心就又开始责怪起当时的武断和冲动来。

为什么会产生归属感?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

就像在某一个人身上能够找到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在某些陌生的街道,能够引发起一种童年在街头巷尾和玩伴嬉戏打闹的画面;

或者你牵着现任女友的手,在某个恍惚之间,会突然想到大学时代坐在你后排的女同学身上的香水味。

这种微妙之间的感受完全算的上是一种奇迹。如果上天有神明,也许类似于此种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鸿沟的感觉,就是神迹的显现所在。

然而产生这种往事浮现感受的人,往往都是悲伤的。回忆的重量在心中抹之不去,就是一种悲伤的烙印。不断通过回忆来医治孤独,却在不知不觉间给自己的记忆增加了更多的重量。这个特定的族群,就像是悲伤的俘虏。

 

在18岁的时候就开始厌倦了这个疯狂的时代是一种什么感受?

衰老。

这种心理层面的衰老是不可抗拒的,与身体年龄无关。心老的快,就仿佛上周我们在苏州乐园坐过山车时候的失重,被一种不可控的离心力带离地球表面,逐渐变得很远很远,以至于失去了对于自己生活的支配能力,径直走向一种虚无的绝望的感受之中。

悲伤者没有返回到社会的权利,因为他们的衰老已经预示着一种与真实之间悬殊的怪诞。年轻的快乐就像是在越来越淡漠的冰冷感悟中,造成的空谷回音。内心寂静的像一个恐怖的异度空间

我们通过衰老照见自己的筋疲力尽的样子,照见自己逐渐腐朽和消失的动作,照见自己最为衰败的时刻到底能够有多惹人厌恶。

杨德昌通过《牯岭街》记录的是自己青春的精神分析。正如我们所有人都在破裂成碎片的记忆中独自悲伤一样,通过青涩时代的张震表达出来的一种伤感以及忧郁的时代记忆,让每一个感悟到这层思考的人,随之产生一种来自记忆深处的悲凉。

一份苍老的青春

我一直在思考杨德昌为什么习惯性的设置阁楼来当做一种特别的物象充斥在4个小时观影过程中的不同角落与细节

在阁楼上偷看拍电影;在阁楼上隔离自己(小四的床位是个独立的封闭空间,就像是一种阁楼的符号隐喻);带着小明在阁楼上看最后拍戏中的斗嘴事件;在阁楼上寻找凶器······

这是处在青春世界,对于成人世界的窥探。电影也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开始一点点给我们展示一场可怕的杂乱的零碎的粗暴的梦。

小四代表的青年群体,有自己的文化建构,他们形成的圈子造成了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当中有每个年轻孩子的生存法则,通过知识、宗教、外表、音乐、赌博、武力、哲学等不同的方式来建立属于“青春年代”的美德和民主科学,这对于逐步老朽的成人世界来说,形成了一种无名的抗衡。

学校中的老学究们的霸权和顽固,小四父亲对于传统道德和人际关系的故步自封。而成人彼此之间更多了一层超越交际之外的猜忌、怀疑、自我保护,显得十分的不真实。

这两个世界在众多的故事线索中从始至终都在形成一种抗衡。而“青春的存在”对于成人世界的权威来说,算是一种最为直接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将所有的事情摆在生活的轨道上,摆在刀锋上。

而青春的革命在成人世界掌握着生存权的环境下,却显得苍白无力,仿佛是一场灾难性的游戏。教官掌控学生的作息时间,领导的腐朽掌控着课程与教育,医务室态度恶劣的女人掌控着健康,小明的生存被物质掌控,小四的学习生涯被领导掌控······而恰恰是这种严苛的,缺乏自由和文明的霸权主义的掌控,正是我们的社会体现社会性的所在——弱者没有生存权

而新思想自身带来的年轻的特质,带有的自负和冲动的弱点,让这个青春者组成的小型社会,变得混乱不堪。这也许就是杨德昌将整部电影的中心放在了放大青春革命内部的腐败和互相残杀的原因。

 


青春的悲伤者,也因为年轻,所有的笃定都只在于看不到其他选择的可能,将自己逼死在最狭小的角落里。不满足或者不和谐,都能够造成一种世界末日一般的非常现象。而面对此种窘境唯一的解决办法,可能就如影片中哈尼短暂的出场一样,选择一种精神的流亡。通过避开真实世界,去往幻想中的梦境,从而将“在当下”的痛苦弱化,将自己变成一种上帝的视角进行审视周围的世界。


我想,这种“上帝在生活中的神迹”才是面对自己的青春年代的苍老思维最为有效的解决方案。《牯岭街》中所有的青少年,都在自己构成的社会体系中的重要角色:有些人来,有些人去,有些人背叛,而有些人看守。

当然在任何群体性的组织中都有最可恨的背叛者——滑头。在对立的两边摇摆不定,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和主体,而凭借可悲的愤怒,造成了可怕的悲剧,在某些层面像是一种犹大的角色。可悲的痞子追求的并不是道德与平等,正义与自由,而是不断的挑战两种敌对的势力,而变得自私失去人性,就像是啃食母体的食肉者,蚕食同类的恐怖主义。可以说滑头之于青少年世界,是成人社会性最为简单的缩影。他是一种悲剧性的存在,小心谨慎,完全没有忠诚,盲目,没有思想。

就如哈尼对山东说的:我这辈子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不要命的,一种是不要脸的。

而以滑头为代表的一方完全患有成人社会最为初级的病根和毒瘤。在整个故事线索中安排的美与丑的对照中,你感觉山东叶子滑头这帮人有多么丑陋,自然会感觉哈尼小明小四这群光明面向的青春有多么美丽。然而无论是什么样的青春话术,胆怯谨慎或者勇敢偏执,其中都包含着严重的衰老性,这是无法改变的命运。

不在场


杨德昌在电影中营造出了小明,一个害怕改变的女孩。当一整个世界浓缩在一个少女的人性当中,看起来完美的象征性符号,在背后却是冰冷彻骨的凄凉。这当然不是杨德昌的女权主义,而是通过小明,来表达一种苏醒,先知,不透明,秘密,性诱惑以及未知的迷幻。

活着的人从来都没有完完全全的赤裸过,这种现实被小明所认知,距离是维系她生存的必备武器。和小四之间,和哈尼之间,和滑头之间,和小马之间,以及和驻校医生之间,不同的关系中都保持着纯粹的距离。小明不想得罪任何人,但是因为这个,小四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忍受煎熬。
任何一段激情都是不平等的关系,一方付出的总比另一方多。

小明的悲剧从理性的维度推断,属于一种必然。这是杨德昌对于“苏醒者”的一种判决。


大多数人接受普通生活的限度都超乎自己的想象。而在逐渐加强的百年如一日的枯燥与绝望之中,小明选择的生存方式正如大多数一样,更加远离纯真,更加靠近自己的创造。接触陌生所带来的激情远胜于道德的诱惑力。虽然她清楚自己在某些方面不符合小四口中的常理,然而仅凭借这一点,小四就想要运用感情来掠夺和改变她的自我,这是以爱的名义施加的镇压,她当然不从,并且以轻蔑的语气对小四感到绝望。

而在小明借用生存,发展出的众多脉络当中,那些在她口中的“他们”,唯独哈尼能够给她一种“爱”的温存,因为哈尼的成熟和豁达,能够纵容她的女性想象,通过诱惑力来获得生存权,在哈尼看来并不能够构成道德审判,而是发自生命底层的孤独和悲伤。

 



“爱”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占有,而在于施予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快乐的欲望。

当小明跟小四谈论起哈尼的时候,她有提到,“你这种人,以后会吃亏的。哈尼就和你一样,大家都怕他怕得要命,其实没有人知道,他是最老实的人。”

“我每次都跟他讲,这个世界,是不会被你改变的,他每次都跟我吵,怪我浇他冷水。可是他走了以后,我好想他哦,想他想到哭。”

这也许就是最为真诚的一段告白。然而快乐是一种得来不易的情绪。亘古不变的是,你能够承受多少的快乐,你就需要承受多少的痛苦。因为快乐只有在欲望满足后才会产生。


小明在“爱”的不断尝试中,极力的控制自己的在场状态(当然除了哈尼以外),时刻保持一种无欲望的清醒。

在她的这些感情关系中,杨德昌似乎认为,女孩在爱情游戏里是可以轻易的卸任自己的存在的。例如后来小四和小翠的逢场作戏中,小四感叹“人还是会变的,我找到一种很安慰的感觉”,但是小翠瞬间将自己从一种和睦亲密的情感状态中抽离,似乎在耳鬓厮磨的两人关系中,女性角色的出席从来就和承诺无关,甚至连存在过的痕迹也能够轻易抹除。

小明代表的是杨德昌对于女性婚姻与爱情的观点,不在场。这种不在场状态和自由无关,也和真正的感受无关。而是源自于生理的,先天的,女性更善于从一种生活状态滑向另一种生活状态,并且面对类似于充满与异性之间交易的人生,显得更加轻而易举。

小明在最后大声斥责小四的自私和偏执,“我看错你了,你和其他人一样,渴望得到我的感情,渴望借用这份感情来改变我。可是,我就是我,跟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小四的要求,小四借用感情滋生出的占有欲,这对小明来说是一种重大的牺牲——生存权的牺牲。

而对于小四这样的未成年人来说,面对爱情这么大的谎言:一种从头到尾都是自己跟自己玩的镜像游戏,一切美好与浪漫从来都不是真实的。小四的世界观瞬间崩塌,杨德昌给了小明死刑,同时也给了青春期纯洁的爱情,判处了死刑。

知识分子的死


知识分子的天赋在于庸碌者看来,是一种自我中心膨胀论, 而每个独立意识和思考意识强烈的人,凭借这种过人的天赋赢得尊敬,在杨德昌看来是一种奢望。到最后都是会失去信心的,知识分子最后的命运,只是为了一种自命不凡的气节,以高雅的无声的死刑进行反抗和回应。


《牯岭街》中的很多符号反映着杨德昌对于知识分子生存现状的焦虑。

小四的父母处在夹缝中的痛苦和挣扎,似乎是作为成人,在不得不为了生存抗争的每一天中,丧失了知识分子历来保持的免疫力,对于舆论、对于偏见、对于庸常的吞噬性免疫力丧失,最后被社会的大方向奴役,造成彻底的绝望。

这是个被一群低能儿所掌控的世界。知识与教育不再是一种赐福行为,而是被他们滥用进行折磨和蹂躏思想者的常用工具

几乎所有的影评都在说小四父亲的那场荒诞的批斗插叙,陷入对于自己罪恶的回忆,对于生命进行清单式的总结,变得如此难以忍受。而对于此种任意摆布的行为,知识分子的束手无策显出特别的悲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纯粹思想者的窘境。


而面对这种强加的被迫的奴役,父亲选择了妥协。
小四两次在学校发生了不公允的待遇,第一次,父亲用知识的威望保持住了最为令人痛快和叫好的漂亮反击,而在经历过那次批斗事件之后,他的畏惧战胜了思想,生存的本能战胜了对于最圣洁的知识分子殿堂的信仰。他学会了低头和求救。这也是生存的最终真相。

知识,只是知识而已,是垫在收音机下面的那几本漫画书,是收音机中播报出来的录取名单,是最后小猫给到典狱长的那叠CD,最后被轻蔑的扔进了垃圾堆,也是哈尼在听到小四说他可以写封信回来之后,对于识字无用的自嘲······

我想起了拉康在自己生命的晚年遭到的冷漠与孤寂,鲍德里亚死去时的寂静无声。人们看着自己思想的主人离去,却没有任何祭奠与追悼,死一般的寂静。


 




知识分子永远都需要去对抗的。而同时必不可少的是要学会庸常者的防御力量和反击力量,正如你追撵狗的时候,也要学会逃跑的技能。

小四的父亲正在学会,也或者真的是张狗的恶作剧让他从对于知识圣坛般的幻梦中,认识到生存的重要性,所以给他上了一堂惨痛的课,在他的心里注入了对于“活着”这种状态彻底的恐惧。可是正是这种妥协和恐惧,就像是某种心里底层的东西开始腐烂了。这给观影者造成的不适感,以及猛烈的现实冲击,到了难以承受的程度。

杨德昌没有给这种求生意识进行判刑,而是对小四的偏执和单纯判处了死刑。对于此种死刑的解读是,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能够纯粹到有十分的把握能够改变当下,所以当众多有学识的人选择背离信仰,变成学校领导一般的老学究的嘴脸,尽管恐怖,但是能够取得绝对的掌控权,似乎这才是真理最后的真相。而坚持自己信仰的人,疲倦的活着、痛苦的活着就像是给这个世界进行注释苦工,无论怎样也改变不了世界。尽管觉得此种生活方式绝对的荒谬,鄙夷,以及对这样生活的自我的歧视,但是这是必经的选择。

小四最后搂在怀里的刀,最后的呐喊,“不可以,不可以,你们不可以这样”,不可以就这样夺走本该在信仰中存在的所有事物,不可以这样让真理变成了丑陋不堪的真相。


知识分子活着,以一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姿态,煎熬的活着,自带一定程度的悲剧性,除了哭泣,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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